2023年3月25日，第七届中国教育公益组织双年会，关于社会组织服务职业教育的反思与挑战的圆桌论坛现场。 （资料图/图）

职业教育目前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社会组织在其中可以扮演什么角色？过去几年，他们积累了哪些可行的实践经验？依然面临什么挑战？

【资料图】

2023年3月25日，在21世纪教育研究院、北京市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湖南省教育基金会等联合主办的第七届中国教育公益组织双年会上，一场关于社会组织服务职业教育的反思与挑战的圆桌论坛，邀请了几位以行动介入职业教育的机构负责人，分享他们的经验与困惑。

以下内容摘自论坛现场对话，经过删节。

对话嘉宾：

刁 文 21世纪教育研究院职教创新中心主任

刘 言 蔡崇信公益基金会职业教育项目负责人

梁自存 HOPE学堂负责人

陈潇斐 上海百特教育咨询中心总干事

李 黎 澳门同济慈善会北京办事处主任

欧阳艳琴 实务学堂创始人

职业教育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刁文：你们认为职业教育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刘言：我们关注的是中西部贫困县中职学校。

教育公平包含两部分，首先是机会的公平，有没有学上。目前来看，基本都有学上。但更核心的挑战是教育质量，怎么去上好学。而职业教育的质量分为两个层次，能否学得好和用得上。

目前存在的第一个核心问题是教师、设备和教材跟不上。国家的双师制要求老师既能授课，也懂技能。中西部贫困县的中职学校几乎没有这类老师，也就是说，教师的水平有所欠缺。其次是硬件条件，发展职业教育需要很多硬件条件，国家这两年开始增加对于职业教育的硬件投入，但整体还是不足。按照国际上的情况，职业教育投入的人均经费应该是普通教育的3倍，但目前可能连1/3都不到。

第二个核心的点是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职业教育必须同产业结合，但目前学校的发展规划相对滞后，开设专业时没有考虑到市场需求。还需要考虑到中职学生自身的素养，一些更弱势的学生本身缺乏对于未来的规划。我去中职学校调研，学生告诉我们，他们不是坏孩子，但大家都把他们当成坏孩子看待。此外，中西部贫困县缺乏产业基础，比如学电子专业，县里没有电子厂，他们还是要去广东实习。如果想学酒店服务，可能得去上海。整体而言，由于当地的产业技术薄弱，与之对应的实习就业机会就非常少，所以中职学生的对口实习率很低。

其实还是需要厘清我们对于职业教育的期待和目标是什么，只是学点东西能够就业就好，还是面向人的发展？目标清楚后，办学模式应该是怎样的？是老师讲学生听、听完之后考、考完之后走，还是回应学生的成长需求和未来发展？

刁文：你们是如何进入职业教育领域的？

陈潇斐：我们在2012年关注到职校学生群体。最初关注他们的经济状况，因为很多职教生是小镇青年，他们原本的家庭收入情况不稳定，进入学校后，又比大学生更早接触社会。那么，当他们有了金钱可以管理时，就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钱不够花、攀比或者被骗。所以，我们就从这个切入点介入到职业学校。首先提升他们的理财胜任力，通过财务管理让他们的生活、家庭以及未来有更稳健的发展。在此基础上，提升他们的职业适应力。

欧阳艳琴：2017年之前，我已经做过流动儿童的教育公益。我本身就是农民工家庭的孩子，也是留守儿童。虽然我没有接受过职业教育，但在中学时期完全是个学渣。所以，我觉得一个人，包括我的父母，虽然是非常底层的人，但却有非常强的生命力。2017年有个契机，北京郊区一些打工子弟遇到升学问题，我想探索农民工家庭子女的职业发展新路径。

做了五年，也发现了一些真问题。现在的职业教育关心的主要是就业问题。据我观察，很多职业学校连就业都解决不了。为什么解决不了就业问题？因为一个人真正能够就业、自立、有长期规划，一定是因为他们意识到了自身的主体性，开始考虑这些问题。我们在不断摸索如何激发这些孩子的主体性和自主性，让他们能够自立。

李黎：我们过去的项目有针对学龄前、小学、初中。在职业教育方面，我们是个新手，做了三年左右。三年前，国家对职业教育给予更多关注和投入，但我们那时对职业教育却没有任何经验，因此也纠结是否要资助职业教育项目。最后还是决定去做，因为我们的项目看上去年龄跨度广，较为分散，但关注的人群具有一致性，他们家庭和社区的支持系统较为薄弱。

进入职业教育领域后，我们发现职业教育相当复杂，职业学校里有很多不同的院系和专业，那我们到底要做什么？

在青少年阶段，普通教育也好，职业教育也罢，不就是发展孩子面向未来社会的能力？所以我们支持的项目就是让他们能够适应社会。现在比较关注的包括孩子的心理健康、社会情感能力等等，这些对于他们的人生发展很重要，而在当下的教育体系中常常被忽略。

2022年5月11日，浙江丽水，景宁畲族自治县职业高中机电维修项目专业组学生在对汽车制动系统进行检修。 （视觉中国/图）

什么真正行之有效？

刁文：社会组织进入职业教育有几个关键点，第一是人的价值和综合素养问题；第二是学生在成长过程面临的具体问题。你们如何评价这方面工作的效果？

刘言：我们在过去五年尝试了很多类型的项目，比较有成效的有下面几种。第一，组织老师在暑期接受五周左右的企业实践，让企业教老师技能，培训了近千位老师。合作的企业基本上是业界头部企业，比如去淘宝学直播。第二，与学校合作共建。首先是教师赋能，我们让认证讲师到学校助力支教一至三年；其次是课程建设，部分专业讲师带领团队打磨课件，开发项目课程，经过一两年，会形成一套完整的课件；还有项目工作室，让学生建立社团，助教老师带着学生做市场项目；最后是推荐学生实习就业。我们合作过六所学校，还有三个企业合作方，成效还不错，特别是针对双师项目的培训，可以将企业资源强势导入。

梁自存：我进入这行七年，有以下几点感受：第一是组合起来可能会有效。以学生的心理健康为例，我们先与学校的心理老师合作，开展团体辅导。除此之外，还设置了其他项目，例如学生剧团，在排剧的过程中他可能不断地与别人产生共鸣，能够重新理解过去的一些挫折经验。而那些自认为没有什么心理健康困扰的学生，为他们提供走出校园的机会，走进社区、企业，乃至不同的社会组织中。就目前的经验来看，单个项目持续的时间都比较短，效果也很难呈现。但如果将不同的项目组合，就能够更快看到效果。

第二是需要时间。如果评估有效性，需要加入时间的考量。比如一个学期很难看出效果，但如果让学生连续两年参与，我有很大把握可以产生积极的变化。

第三是总体上可能有效，但面向的群体有限。公益团队能够真正服务到的学生比较有限，所以也在转变工作模式。例如针对学校的心理老师做教育戏剧的培训，希望通过老师将这些不同的项目结合起来。但目前这一模式还没有完全搭建好。

我们通过参与到项目中的老师与学校建立联系。如果老师参与了教育戏剧的工作坊后比较认可，在学校授课后也觉得有效，他就将我们引进学校。但针对实实在在服务过的学生，到底哪些学生有所成长，哪些可能没有太大的成长，那也得实事求是，没有太大成长的原因是什么，我们也得理清楚。

欧阳艳琴：我先描述一下自身对于职业教育成功或者有效的理解。首先是能够自立，踏出职业生涯第一步。五年以后回头看，当时在做的事对于他们的职业发展真正有所帮助，这才算解决了就业问题。

假如将能力体系分为三个层次，最表层的是专业技能，中间是通用技能，例如沟通、表达、合作、学习等等，最底层是认知。

实务学堂2022年转型，由以前的三年制转做半年一期的学习营。规划是学生最多两期学习营，就要走向职场。让他们明确自身的目标，再想办法自立。很多学生最初的目标是模糊的，但我们要求他表达出来，再利用一些目标管理工具，让目标呈现出分阶段趋势，不断调整，等他们离开学堂之时，才会真正走出第一步。

在认知层面提升他们的积极性之后，针对沟通表达、学习能力，也有自评和测评，他们的确都有显著的提高。在职业能力上，2022年17个营员，有12个已经在不同行业实习或兼职，包括摄影师、自然教育老师等，很多都是超出他们以往想象的职业。

李黎：我觉得没有直接的有效与否的答案。如果我们有目标，通过一年的行动，给孩子带来一些可预期的积极变化。一年后达到了目标，就是可以接受的。

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所以可以根据自身的能力和可行的空间来作决定。但当资源有限，能够服务的体量较少时，我们依然可以做一些事情。

如果你想让一个人去远航，不是教他坐船，而是让他向往远方。优质教育的本质大抵如此。

刁文：你们现在最需要的支持是什么？资金、人力还是其他的？

李黎：我们在思考的是如何让更多企业关注到职业教育，并且大家可以交流起来，建设公益机构、政府、企业、学校、研究机构多元的交流平台。

梁自存：最重要的还是与学校的合作。在合作过程中，虽然他们觉得项目很好，对学生也有帮助，但得服务于学校原本的运作，所以很多好的计划往往会在学校行政化的运作中被冲掉。

我们也想发展自身的专业性。但很多时候学校并没有把我们的专业性放在眼里，让我们比较苦恼。此外，与学校合作过程中，由于是主动方，学校会感觉你似乎有求于我，所以合作往往不处于平等的位置上，这也会制约我们释放出原本的能量。

欧阳艳琴：我一直很期待教育公益同行能够形成合力。我们希望服务到更多乡村的孩子，但如何找到这些孩子是个问题。我们的很多理念，教学目标、方法和内容，一些中产家庭是能理解的，但如何传递到乡村？

一些孩子来到学堂的连接点其实是教育公益同行。希望更多同行在去各地服务的时候，可以将这种可能性告诉孩子们。

李黎：其实目前关心职业教育的公益组织还相对较少，更多的还是体制内的学校，但他们有些自上而下的要求、规范制度。如果能够有平台将体制内外的学校的墙打破，让体制内的职业学校看到教育公益组织所关注的议题，我们也能了解和提供他们所需要的支持。通过好的实践让体制内外的大家有更多的交流与合作。

南方周末记者 魏翠翠